翻译作为媒介

 

       孙迎春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威海264209

 

内容摘要:“翻译”一词的意义很宽泛,既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也可指语际交际过程,还可以指这种交际过程的结果,即译文。本文和语际交际过程相关,但并不考察这一过程的全部,而只对翻译作为媒介具备什么特征感兴趣。在指出翻译所具有的功能性特征的基础上,主要论证了它的无标记特征。

关键词: 媒介;无标记;翻译目的

                     Translation as a Medium

                                                                       Sun Yingchun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Abstract: The word “translation” is very extensive in meaning, referring not only to translator, subject of the activity,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is carried out, but to the product brought about, i.e. the version. This essay is concerned with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but will not explore into the whole of the process; instead, it is interested only in what features translation possesses as a means. While pointing out all of its functional features, the essay mainly exposes the unmarkednes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means; unmarkedness; translation purpose

 

 

主观与客观经常处在矛盾状态之中,有学者在揭示翻译的作用时曾忧心忡忡地说,翻译的理想目标与实际的作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甚至会出现负面的偏差,因此往往难以实现,“人们期待翻译能为不同文化的对话创造条件,却不无痛苦地发现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对话中,翻译有时竟充当着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的帮凶角色,沦为某种殖民的工具,路易·凯利就此种现象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是在人类学研究和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背景之下发展翻译理论的,而英国人则是为了配合殖民统治之需。’考察中西方翻译史,可以看到理想的目标和实际的作用之间所出现的负面的偏差不是个别的现象,尤其在后殖民的语境下,翻译的作用问题更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许钧,2003367-368

上述引文所讲的情况合乎事实,但论者所表现出来的焦虑则实在是不必要的,因为凡历史上发生的,不管是多么不好的现象,必有其合理性。这里涉及到对翻译作为一种媒介和作为一种行为如何认识的问题。

 

1翻译媒介之特点

翻译是一种媒介,媒介的共同特点是能够使人与人或物与物发生关系,例如,苍蝇是一种讨厌的媒介,它使病菌和人之间发生关系,给人带来疾病。苍蝇本身并不能使人致病,是它身上携带的病菌在起作用。蜜蜂也是一种媒介,它身上带的是花粉,在采花粉酿蜜之时无意中帮助花儿进行了异花受粉。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找个中间人介绍,这也是媒介。我国是自古就知道媒介的重大作用的,“《旧唐书·张行成传》[中就有]‘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辞海编辑委员会:1146)的说法。那么,翻译作为一种媒介,都有些什么具体特点呢?

1.1  使一种文化能够和另一种文化进行交流

两种使用不同语言的文化,为什么无法进行交流呢?因为它们之间缺乏一种共同的媒介。每一种语言自身原都是媒介,如汉语是所有汉族人和绝大多数其他中国人进行交流的媒介,英语是所有英语国家人民进行交流的媒介,但汉语和英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其使用者无法直接沟通。我们经常把翻译比作桥梁,就是因为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这个桥梁就是二者之间共同的媒介。通过翻译的媒介,经由一个看似简单而实则很复杂的情思传输过程,不同语言文化的人就可以通情达意,互传信息了。

1.2  给原作以后起的生命”,使原作再生

译者的形象两千多年以来几乎一直是颇为糟糕的——舌人、翻译徒、仆人、叛徒、汉奸、复制者等,只有很少数的例外。在当代的翻译理论中,译者的地位大不相同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早给译者带来解放的是以散文作家、文学批评家和语言哲学家名世的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他在1923年翻译波德莱尔Baudelaire《巴黎塑像》时所自作之序言中提出了是译作给原作以后起的生命”,使原作再生”的观点,振聋发聩,把译作从一系列糟糕的历史形象中解放了出来。作者并不是一位翻译学者,但他这篇译者自序却成了20世纪上半叶“在翻译研究上最有建树、影响最大的”文章(谭载喜1991/2000220)。本雅明说:“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了最新的也是最繁盛的开放,这种不断的更新使原作青春长驻。”(陈德鸿等:201)本雅明的这一见解是千真万确的,仅从圣经及其翻译即可得到证实。如果没有詹姆斯钦定英译本、马丁·路德德译本等众多语言的圣经问世,世人有多少能知道、懂得圣经呢?旧约以希伯来文写成,新约以希腊文写成,请问世界有多少人读的是这两种文字的原作呢?永远没有人读的作品,便确凿是死了。

1.3  显示一种无标记性

以上所介绍的两点都具有功能性,与翻译的价值相关。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媒介,这种媒介除具有上述可能的功用外,其自身的特点是无标记。有的事物具有明白无误的标记,如“苏联共产党”,首先是国别——前苏联,其次是具体的类别——共产党,而不是民主党,共和党,国民党。对政治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倡导共产主义。其他未提及的标记,还有很多。而翻译在得到实际应用之前,是不具有类似标记的。

不错,翻译与宗教、政治、国家关系密切,想一想圣经翻译、佛经翻译、美国和英国的翻译,看起来它简直就是宗教、政治,是为某些政治、宗教机构服务的,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那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掩蔽实质、具有欺骗性的假象。

翻译作为媒介是不存在政治、宗教、文化、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差异的,从属于任何政治、宗教、文化、阶级、国家的人都可以用它做事,它自身不会对谁产生任何拒斥。它不具备表示拒斥或欢喜的特性,正如空气、阳光和水,它们不会对不同人呼吸、沐浴、饮用自己表示不满或欣喜。美国人、英国人可以用翻译做他们愿做的事,亚洲人、非洲人也可以用它为自己服务。翻译为谁服务得多些,为谁服务得少些,取决于各种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使用者有没有自觉性,是否认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并肯于大量投入。

有人会有疑问,说别的都好理解,但翻译不是也有国家之别吗?不是可以说“中国翻译”吗?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刊不就叫《中国翻译》吗?是的,我们完全可以在“翻译”之前加上国家名称,而且国别翻译学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国家名称,并不代表翻译从属于中国、法国、荷兰或别的什么国家;它只是个地理概念,告诉我们翻译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发展史,也有不同的现状。这可以说是关联性,翻译可与任何人、事、物发生关联。翻译原本也没有固定的内容,也就是说,作为媒介,它在内容上也是无标记的。宗教性翻译、政论性翻译、文学性翻译、科技性翻译、旅游性翻译,等等,这些“性”是具体类别、事件的关联性区分,而不是翻译作为媒介的本体性特征。正如战国哲学家公孙龙(约前320250)的“白马非马”之辨,“白马”、“宗教性翻译”与“马”、“翻译”之间存在特殊和一般的差别,特殊与一般之间不能画等号。有人考察了一些特殊的翻译,发现了一些特点,就认为那是一般翻译的特点,这是糊涂的观念。

 

2.翻译的利用

正由于翻译具有如上功能性特征和媒介无标记特征,它往往受到人们目的性很强的利用,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反面的。通过人们的利用,翻译才由一种纯粹的媒介转化成了一种行为。翻译本无标记,却在具体的翻译行为中被打上了种种印记。翻译作为行为是有目的、有功用的,也与本无关联的各个方面有了关联。国别、类别翻译是数不胜数翻译行为的横组合与纵聚合,纵横交织形成了不同特点的翻译文化网络。

翻译既不等同于蜜蜂,也不等同于苍蝇。但他一旦被人们利用,既有可能变为蜜蜂也有可能变为苍蝇,或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在文章的开始引用了一段话,里面谈到美国人研究翻译理论的背景是人类学研究和传教活动,英国人则旨在配合其殖民统治。这可能曾经是这两个国家翻译研究的重要特征,但决不可能是翻译的全部特征。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翻译的利用和态度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

2.1  利用二、三例

下面请看几个不同国家利用翻译于专门目的例子。

2.1.1  日本人  1920年代之时,几乎世上所有的重要文学作品都译成了日语,那些最重要的往往在问世的当年就被翻译出来了。1920年代前后,日本人翻译的作品主要有三种。居首位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学。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作品,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影响。第二种是超现实主义和意识流作品,而第三种则是美国文学作品。可是到后来军国主义崛起之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品的翻译就被查禁了,与此同时,1928年墨索里尼传记却出了多个畅销译本,1940年希特勒《我的奋斗》亦复如此,加之二战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美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急剧下滑。战争期间,有2120种外文书和杂志被日本政府禁止翻译出版,其中有不少是关于中国抗日的。二战结束,翻译迎来了自明治维新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高潮期,许多在战时不能译、不能出的作品,作者渴望一览,现在都可译印了。但是数量大了,质量却并非总是那么高,而且,原作的选择受到军事管制当局的严格控制。那些批评美国、赞美军国主义的受到压制,而另一方面,凡经批准译印的书籍,常可得到资助。畅销的译作包括一位美国前驻日大使所写的《十年的日本生涯》(Ten Years in Japan)、George Orwell的《牧场》(Animal Farm)和《安妮·弗朗克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Baker1998491

由上可知在政治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对外来书籍翻译的控制是极其严格的。统治集团的更迭常会使翻译的舞台发生角色变动。

2.1.2  美国人  在美国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翻译发挥了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且至今如此,因为美国的基本国情是,在二亿五千五百万人口中,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是无可否认的。有三千一百万人母语不是英语,所以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翻译是每天都在进行的日常事务。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殖民、扩张、移民时期(16071920);创建民族文化时期(16401954);战后谋霸时期——都充分地利用了翻译的媒介。16071920年是对美洲进行殖民、向西部扩张和大规模移民时期。最初的译者主要是土著印第安人,他们为讲英语的殖民开拓者充当口译和助手,帮助他们在北美蛮荒之地生存下来。这些印第安人译者,有的是在与白人的贸易中学会了英语,有的是被绑架了在伦敦学会的。例如有个叫思宽托(Squanto)的是被一个英国船长绑架了交给伦敦一个商人的,后来,思宽托的英语说得比那船长还流利。此人“对于1620年在普利茅斯登岸的那批开拓者来说,是生存不可须臾或缺的要人:他教他们如何种植玉米,在什么地方捕鱼,还帮他们与万潘诺部落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双方承诺共同对付那些争斗不断的部落。”(Baker:306)在而后的立足发展、向西部扩张、传教、移民过程中,可以想象,仍是离了翻译寸步难行。

美洲的第一本英语书是译作。那是一本忠实译成英语的弥撒书,以《海湾弥撒书》之名广为流传。译者是一群清教徒牧师,用非常直译的方法从希伯来文转换过来。因为要用于歌唱,就采用了民谣体。这种译法与旧有的正规韵文相对立,因而既有宗教价值,更有政治意味——预示这些清教徒将与圣公会和皇家文学脱离关系。由此可知,一个独特的美国文化的创立是注定离不开翻译了。翻译不仅增大了美洲文化的独立性,而且通过输入政治革命思想,扩大了与宗主国的政治裂痕。伏尔泰、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英译作品在18世纪的美洲都可以见到。翻译对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和此后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文化的创建与发展,始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上半叶,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把翻译看作一种树立现代主义诗歌价值观念的有效手段,前提是译者要选择那些能够对这些价值观念发生助力的诗歌来翻译。庞德在自己的诗歌翻译中进行了种种成功的试验,自他之后美国的译家们就开始把自己的译品看作了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学作品。(Baker1998:308310

在二战以后,口、笔译服务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帮助它获取和保持了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国务院外交部长期设有一个语言司,任务是审校外交文件的译文和为各种国际会议提供翻译。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司每年为政府各翻译机构提供着800万美圆的翻译酬金。从国务院的视角来看,翻译还拥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功用。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信息处以35种语言借助“美国之音”向全球播送广播节目并以印刷或电子媒介发放宣传材料。

美国的商业为开发海外市场,也越来越倚重专门从事合同、说明书、技术信息翻译的公司展开工作,而这些公司也就借势发展、增多起来,创造出了一个翻译产业,近期的产值据估算高达100亿美圆。例如,有一家名叫全语服务机构的私人翻译公司,1946年创办时只有五位译员,现在发展到了90人,从事59个语种的翻译。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有一个子公司叫勃利茨国际,其翻译部在美国和欧洲办有六个翻译公司,年创收益三千万美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Baker1998:310

2.1.3  英国人  曾是日不落国家的大英帝国,历史上遭受过多次入侵——入侵者包括今日荷兰、丹麦、德国、北欧国家和法国等国的先民。最先居住在英伦群岛的凯尔特人被驱赶到群岛的西部和北部。入侵和殖民化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英伦群岛的语言文化特色,不同的语言文化激烈碰撞,因而翻译自始至终是一个活跃的因素。凯尔特人的语言吸收、消化能力极强,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形式的入侵,其语言成分都被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尽管凯尔特人被迫居住在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带,然而他们的语言为而后英语的形成却起了一种核心的作用,真令人慨叹不已。可以说,今日英语语汇中大量存在的他语成分,都是经过了无数次翻译之后存留下来的语言化石。

不论是拉丁语译成英语还是曾经地位低下的其他民族语言译成英语,往往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原初语言文化带来一种挑战。例如,“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19世纪,民族语言翻译帮助英国树立并巩固了民族意识和文学意识,正如毕晓普·布赖恩·沃尔顿在1659年所说,1611版圣经可与任何一种欧语圣经相媲美。”(Baker: 334)再如,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期(前27公元14)涌现了许多著名作家,如维吉尔(Virgil)、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蒂比利亚斯(Tibulius)等,后来,“奥古斯都时期”就被用来指称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上半叶,因为在这个时期,德莱顿(Dryden)、波普(Pope)、艾迪生(Addison)、斯威夫特(Swift)、戈德史密斯(Goldsmith)、斯蒂尔(Steele)、约翰生(Johnson)等人追随其风格进行写作。(Cuddon: 62)这一时期的翻译帮助英国人坚定了自己的民族与文学自信心,例如在亚历山大·波普的《贺拉斯仿作》(17347)一书中,拉丁原文和英译文左右相对,戏剧性地展示了后者对前者的改造。(Baker1998: 334

从其他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作品,有的用来改善两国关系,有的用来促进国内的改革事业,有的双重目的兼备。例如,弗朗西斯·纽曼Francis Newman1843)和弗雷德里克·拉赛尔·拉克萨尔爵士(Sir Frederick Lascelles Wraxall1862)分别翻译了胡伯(Huber)和遭流放的法国人埃斯奎罗(Esquiros)描写英国的作品,通过在外国人的客观态度与英国作家类似著作的偏执特色之间进行对比,向英国人的狭隘的岛民特性提出批评。与此相反,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则在她的《维列特》(Villette; 1853)中以法语揭示,书中只懂英语的女主人公来到国外,在背信弃义的讲法语的天主教徒中遭遇了多么大的困难。

 

3.结语

由上可知,翻译原本具有无标记性,特殊的标记是在应用中产生的。所以,在文章的末尾,笔者想说:

抱怨无用,积极应对

本文在开篇时谈到,有学者抱怨,翻译的理想往往难以实现:你期待翻译为不同文化的对话创造条件,却发现它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帮凶,沦为殖民工具。活生生的例子不胜枚举。一方面,看到这种现象是好的,如果看不到,懵懵懂懂就太糟糕了。另一方面,光抱怨目标与实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是无益的,那是善良人幼稚的做法,应当深入思考,积极应对。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翻译本身具有无标记性,它不从属于任何具体的政治、宗教、文化、阶级、国家,但任何具体的文化、国家、阶级、集团都可对它加以利用,它在应用中带有了标记,乃至与具体的政治、宗教、军事等等发生联系,为其服务。可见,抱怨翻译为强势文化服务,抱怨它成为殖民工具无益,相反,应反躬自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积极用好这个媒介,让它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呢?恰似阳光,你可以从阳光获取生命力,我也可以。我们不知道翻译的负面应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或许期望它结束只是个幻想,但我们可以做到,积极用好翻译,让它尽可能多地得到正面应用。

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词典·序》中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条长河,说它之所以永不枯竭,是因为不断有新水注入进来。这是把翻译比作输水工程,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输来的佛教之水,一次是从西方导入的西学之水。(林煌天,1997:序)水是人类和一切生物所须臾不可或缺的,这个比喻充分揭示了翻译的重要性。

我们还可以把翻译比作井中汲水。

《周易·井》的卦辞说:“无丧无得,往来井井。”这讲的是“井水水源充足,取之不竭,存之不盈,宽容地听从来来往往的人前来取水。”(陈元伦,2010296)井虽然没有河大,但从数千年前古人关于井所说的道理,我们可以更容易得到一些启发。我们从外语翻译书籍,是为了获取有益的信息,这信息正如井中之水。当然亦可打了水来请外国人喝,这就像翻译自己的典籍入外文。翻译就像一眼“无丧无得”的水井,只要合理使用,不必担心里面的水会用光。所以《周易·井·上六》说:“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这是说“收起井绳,不要盖起井口。真诚地任人取用,大吉。”(同上:300)我需要喝水,人家也需要喝水,中国古人就是这么宽容,这么仁慈。如果所有的人,东方的人,西方的人,都这么想就好了。

 

 

 

参考文献:

Baker, Mona.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Cuddon, John Anthony: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M]. London: 1979.

陈德鸿, 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陈元伦. 易经鉴用: 古今译学谋略详解.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1999年缩印本[音序]).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刁绍华. 外国文学大词典[Z].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Z].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2000.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003

 

 

[作者简介] 孙迎春,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译学词典。

[电子信箱] sychun@sdu.edu.cn

[联系电话] 0631-5688646home; 1386303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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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264209威海市文化西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

 

 

 

(载四川省翻译协会主办,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11月出版《译苑新谭》第四辑,54-65页)

 

 

 

 

 

 

 

 

 

 

 

 

 

 

 

 

 

 

 

 

2014年0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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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学”萌芽于康熙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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