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与易学:说象*

 

                                            孙迎春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 就其源流来说,中国译学不同于西方译学,有自己的特色和运行轨迹。本文拟主要结合信达雅翻译标准,针对中国译学理论特色问题,发表一些见解。首先对“三难”进行考究,其次对译学与易学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并重点谈一谈传统译论中“象”概念的渊源、内涵及其在译学中的位置,从而肯定中国译学理论是独具特色的。

关键词:中国译学;易学;象;独创性

       Translation and Yijing StudiesTheorizing on Xiang

Abstract: Possessed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l of movemen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one in connection with source and course. It is attempted mainly in this paper to give some views on the featur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into the translation criteria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t is planned, firstly, to probe “the three difficulties”, secondl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ology and Yijing studies, and thirdly, dwell emphatically upon the origin,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concept “xiang” and its position in translatology, thus affirming the peculiarit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Key words: Chinese translatology; Yijing studies; xiang; originality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有学者曾忧心忡忡地谈到“中国翻译理论无特色”问题:“其实,中国学者提出的自以为有特色的东西有不少在西方是早已有之。例如,我们一直以为中国独有的‘信达雅’,其实在西方的翻译典籍中是早已有之,早在1559年,Lawrence Humphrey就曾在一部长达600页的翻译论著Interpretatio中提及elegantiae sed fidelis (Steiner, 1975:263),即‘雅’与‘信’,1656年,Cowley 也提到翻译之难难在‘信’(faithful)与‘雅’(elegant)(o/c.:254),而第一个较全面的探讨faithfulness(信),perspicuity(达),gracefulness(雅)的则是Dryden,他在1680年的一篇翻译奥维德(Ovid)作品的‘译例言’之中就已谈及这三个问题(Dryden1680),他在1697年翻译维吉尔(Virgil)作品的‘译例言’中再次提到,要用自己的语言去保留原文的‘雅’(elegance)((Steiner, 1975:256)。”[1] 对“特色”或“独创性”进行思考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特色或独创性也就谈不上科学研究,但是,持上述悲观见解的学者结论不当,原因是其思维方式不妥。本文拟在深入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与其商榷并就教于同行学者。

                  一、“三难”考究与比较

或曰:人人皆知,“三难”植根于《易经》和孔子,严复本人在《天演论·译例言》开篇伊始就交代清楚了,还多事考什么源呢?殊不知,大致晓得出处是一回事,详细了解其背

 

* 本文是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易学视角:翻译的性质与规律”的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J10WD77

景、本义、引申义、完整义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事关“信达雅”是否具有独创性,不考源则容易出现主观臆断,因而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

《天演论·译例言》[2] 第一段首先将翻译标准和盘托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接着主要讲了“信”、“达”之间的关系,指出译者虽多,翻译而能“信”“达”者实寡。其原因有三,一是“浅尝”,即对原文理解不深,不求甚解;二是“偏至”,即修养欠缺,不熟悉所译材料;三是“辨之者少”,即不懂翻译,没有进行过深入思考,缺乏原则指导。第二段讲由于西文与中文的差异,如机械效仿原文形式为译,必然语句不通,若“删削取径”,又恐遗漏意义,故须在对“全文神理,融会于心”的基础上下笔,并运用技巧“前后引衬,以显其意”。这样做都是为了“达”,并由达而致信。第三段是提供依据,说“信”是本于《易经》中的“修辞立诚”,“达”本于孔圣人所说的“辞达而已”。但是还不够,因为孔圣人还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就引出了对第三条标准“雅”的阐释。不少人说严复说的是“三难”,而不是提出什么标准,这是莫大的误解。严复在本段文字中,用的字眼是“正轨”、“楷模”,难道它们不是“标准”的同义词吗?难道其分量比标准轻吗?还有的人说,《易经》和孔子讲的是写文章,又不是翻译,怎么能用来做翻译标准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妥的。道是无所不在的,而具体体现不同。翻译也是写文,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写文而已。话还是那些话,你结合写文章来用,自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因为前贤已经阐述很多。但用在衡定翻译上,就要另加富于创造性的说辞,这正是严复的特色:首次将三条合于一处,并高度概括为颇具艺术性的三字系统,同时给出服人的论述,以令其行远。

细究起来,“信”所本的“修辞立诚”来自《易传·文言》中对乾卦的解释,原文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3]7 古人特别注重道德修养,这段话的意思是:《易经》乾卦里说,君子整日奋斗,夜晚也特别警觉,这样即使遇到危险也无大碍。这指什么呢?先生说:君子要修养品德,搞好事业。要讲究忠贞和信用,这是修养品德所须要的;说话写文章无一言不实,这样才能搞好事业。以“信”概括,在译事中指保持原文主旨、意义、风格不变。由上可知,古人把说话写文章看得极其重要,并将对它的要求“诚”与进德的前提“忠信”挂起钩来,共同成为立身之本。依此精神,严复立“信”于首位,就是要强调“信”为译事之本。

“达”所本的“辞达而已”载于《论语》卷八“卫灵公第十五”[4],除此一句子曰外,没有上下文。句后注曰:“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

“雅”之所本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5] 传来传去,这句子曰中的“而”有时就成了“之”。

不错,西方的Lawrence HumphreyCowleyDryden三人早于严复提到过似乎与“信”“达”“雅”相近的某些西方词语,但仔细考察之后就会发现,它们在背景、来源、语境、内涵、所指、分量等各个方面均有不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全面考察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完成的,下面我们仅从来源、所指、分量三个方面指出一些显见的差异。

1)从来源看,“信”“达”“雅”来自中国古籍,我们在上面已经交代清楚,而elegance (elegantiae), fidelity (fidelis), faithfulness, perspicuitygracefulness这些由Lawrence HumphreyCowleyDryden分别在其著述中分散用过的词语,均未被指出其古代渊源。“信”“达”“雅”是由严复从中国古代关于说话、写文章的要求中提炼出来的,决不是引自西方文献,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不能因为上述几词较早出现在西方文献中,就认为“信”“达”“雅”没有独创性,不具备中国特色,那样推论不合逻辑,且有以虚无态度对待中国文化的危险;而且这三个字,早在公元三世纪20年代就出现在汉末支谦的《法句经序》里面论述翻译的文字中了,这一点经钱钟书先生指出后,早已成为常识。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臆断西方人所用的几个词如何如何。

2)从所指看,最显著的差异存在于“雅”与elegance之间。严复说“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2] 这是把“雅”当作“为达”的保障了,具体来说,雅言指遵循“汉以前字法、句法”的文字。对于意指“雅致”(gracefulness)的西词elegance来说,这恐怕太“风马牛”了。“雅”字今已被赋予新意,这另当别论。

3)从分量看,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二者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分量的差异,分析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在我国,严复是明确把“信”“达”“雅”当作“译事楷模”即翻译标准提出的,三字相连,你呼我应,有主有次,全面周到,而且简洁明快,古雅庄重,铿锵有力,易解易传,而elegance等数词在西方都是被分散约略提及,不属于重点论述的概念,更没有产生拥文行远的效果;严复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享有非常高的地位,不仅是翻译理论家、翻译家、教育家、作家,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文化名人,乃至启蒙思想家,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例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6] 三位西方学者,虽是各自国家乃至西方世界的文学名流,然终不能和严复在中国的地位相比。如前所述,“信”“达”“雅”是渊源有自,根深蒂固的,不仅在翻译界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学界也有影响,而西方数词则不具备这种特点和地位。自1898年(光绪24年戊戌422严复提出“信”“达”“雅”后,一百余年来成为人们谈翻译理论无法回避的话题,参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译者。这个三字标准,特别是后二者,经历代学者探究并重新予以解释后,至今仍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综上,其中国特色和独创性不容怀疑,想已豁然。

                       二、易与译

《易经》是古代经邦济世的经典,它对于我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过本原性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有显著影响,其基本思想指导着企业管理等诸多方面。今天有许多思想概念都来自易学或与之相关。比如“革命”这一现代用语,就是《彖传》在解释革卦时最早使用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3]191其中的“革命”二字,指商汤王、周武王变革君夏桀、殷纣的“天命”,虽与今天的革命概念有所不同,但“顺天应人”的原则与今天并无差异。孙中山说的中国革命当“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7],精神与之相通。此外,中国的伦理、史学、军事、数学、天文、气象、医学、美学、文艺、建筑等各个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易经哲学思想的影响。译与易的联系,也绝不应当仅仅是严复所引证的那句“修辞立诚”。

只要加以深入、细致的考察,就会发现:易具译之理,译得易之用;易、译相通,理无二致。两者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般对个别有统帅与制约作用。译学与易学会通是中国翻译学应当有的一种表现形态,也是可对世界译学作出贡献的所在之一。会通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宜以伟大事业视之。这里只把笔者的学习心得,择要叙述如下。

1. 易知易从,可久可大 

《系辞上传》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3]254意思是说,乾依靠平易特征体现出智慧,坤凭借简单特征而产生功能。平易就容易为人所理解,简单人们就容易遵从。易解引发亲切之感,易从产生功效。亲切之感维持关系于长久,有功效事业就会不断发展。……懂得了这种易简之理,就是掌握了天下最深刻的道理。中国翻译理论就是以易知、易行为重要特点的,佛经翻译的“案本而传”、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都是很好的例子。

西方人善系统论述,我国人以往因不屑而不及但现在也已学会。系统论述对学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繁后需简,信息社会尤其如此。我们传统的由繁至简的抽象功夫不能丢,特色要保持。

2. 损益互转,相得益彰

增词与减词是翻译中常见的现象,作为处理技巧必不可少,其实,增与减在宇宙万象中是最普遍存在的。《易经·杂卦传》里说:“损益,盛衰之始也。”[3]325 损即减或消,益即增或长。《易经》是讲循环的,就是说损能够转为益,原本的衰因而转盛;益也能够转为损,原本的盛因而转衰。当然,变化都得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由此可知,增词与减词这双相互对待而存在的技巧,在翻译中具有基础性。增减词是透露辩证精神的现象,其实质为变形保义,增减现象后面隐着的是翻译永恒的原则。

3. 刚柔相推,知常通变

王夫之解易,认为“常与变是统一的,君子既要知常,又要通变,……提出因时通变的原则。”[8]317 相对于原作者,译者为坤,具阴性,原作者为乾,具阳性。译者的阴柔特征体现在他只能象原作者,在大趋势上必须顺从,他的所为具第二性、模仿性。原作者创作什么,他不能更动,必须理解并接受。直译代表了他的这种倾向,因而直译相对于原作者具阴性,是坤译的产物。正象古代的许多忠烈女性,宁死不失贞洁。然而译者又不能只具备阴性,因为他还要面对读者,一味顺从原作者就会有侮于读者,遭到他们的抛弃,因而译者又必须具有阳性,这是其次。译者自成一种乾坤。“乾力”使他能发挥主体性、创造性,在表达阶段能让所理解到的东西物化。乾译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对阴柔所生的粗坯进行加工、调整,在保持原义的基础上使之适应译语的语言文化特征,使其发展、丰润,最终赋予了译文一种体现翻译艺术的形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运作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时不时地进行通变,通变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即“乾译性”。相对于原作者,意译体现了译者的自主性,刚性。在翻译过程中,刚柔相推,此消则彼长,彼消则此长。不断循环,直至产生最后的译文。

4. 异归互动,出意成篇

天下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是矛盾运动的结果。《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3]259日月之往来,寒暑之消长,莫不如此。翻译作为人类信息交流的一种形式,直译与意译,或者说异化与归化,实为翻译之本,众多译法之纲纪。翻译之原理,无不以异归为纲。异化与归化的矛盾统一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变化之道,亦即“译道”。

在翻译策略的宏观层次,异化、归化或者说直译、意译,是两种倾向,即一个译者在翻译时一般倾向于使用哪一种策略。倾向于异化或直译,是异化派,或直译派;倾向于归化或意译,就是归化派,或意译派。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回避,但我们同时要看到,这两种倾向均具明显的主观性。如果我们深入到微观层面去考察,在词组、句子、段落操作层面多做些研究,就会发现翻译策略应分得更细些:1)极端异化;(2)异化为主;(3)归异均衡;(4)归化为主;(5)极端归化。[8]98阴阳是相对的,有差异就会有阴阳。在这五种翻译策略中,(1)、(2)为不同的阴,两相比较又是一对阴阳;(4)、(5)为不同的阳,两相比较是又一对阴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译者在实际翻译的时候,如果能根据意义传达的要求结合运用它们,达到大致的异归均衡,就是遵循了译道。可见,(3)代表了以易经思维做基础的翻译之道。

汉朝易学的代表人物京房阐发阴阳转化的观念,提出了“物极则反”说。他解释大壮卦道:“壮不可极,极则败。物不可极,极则反”。[9]185 这是说,阳胜阴为壮,恰似壮羊以其角触藩篱,非但未撞倒坚固的藩篱,反被卡在那里,进退两难。这就是壮极则反。“阴阳相荡,至极则反”,这一命题后来经过孔颖达、欧阳修的阐发,至程颐演化为“物极必反”说。翻译策略的运用也是这样。虽然选择怎样的做法是译者的自由,但毕竟读者的阅读是检验的试金石,故极端的做法不可取,归异均衡方为正道。

三、说象

笔者之所以对“象”有特殊的兴趣,首先是此字乃数千年前古人对译人的称谓之一。

《礼记.王制》载有周代所设翻译官员的职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10]2 唐朝国子博士孔颖达释寄、鞮、译曰:“通传东方之语官,谓之曰寄,言传寄外内语言”[5]1245 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5]972;“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内外之言。”[11]4024 《康熙字典》释象曰:“象,像也,如以意仿象其似而通之”[12]1171由这些释言可知,虽各称谓均佳,而“象”独具艺术魅力,最接近翻译真实,又是要字“似”的同义词,这是笔者产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鉴于此,实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详细的考察了。

3.1 “象”的易学渊源

《系辞下传》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3]282 这是说《易经》是由意在象征形形色色事物及其发展的卦象构成的,而这种象征过程最明显的是呈现图象,即卦象。其最基本的符号阴爻和阳爻是用以效仿、摹拟天下万物之变化的。由此可见,整个《易经》从初衷、内容、手段到功效,都是“取象比类”,可高度概括为一个字——象。

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兴奋:据五经之一的《礼记》的记载,中国古代是用浸润着数千年先哲智慧的同为五经之一的奠基性哲学著作《易经》的关键词“象”来称呼译人的。我们因此不妨揣摩一下古人的认知:翻译是很艰难、很重要的;译与易相通,易理可用于译事;译的最本质特征是象。

3.2 “象”义种种  

“象”的核心意思,《系辞上传》概括得很清楚:“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3]259《易》最核心的精神为生生不已,而生生不已需要靠乾与坤的不停运作;乾的作用是成象,即生出各种物象,而坤的职责是效法,即顺着乾使各种物象表现为一定形态。基于上述,我们可确定“象”的意思之一是生出具有形态的各种物象;意思之二是卦象;意思之三是以描摹物象及其发展象征同类事物的发展过程。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最终产生的关于所涉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说辞必须“象似”其原貌与实质,不能言不出本象,辞不绘真容。

“象”的重要性和强大功能,还可以从汉字造字法——六书洞悉:“……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13]1596六法占了四法,其中最重要、最显著的是象形,所以汉字叫象形字。形、事、意、声均可象,字尚且如此,句、段、篇就更不成问题了。这对于翻译的启发不可谓不大。一般所知的会意、指事、形声原本都属象范畴。新的叫法自然更精确,更具区别性特征,但归纳起来,还都是象,只不过有些不那么直接罢了。请看“东”、“西”二字的例子:

据唐汉研究,“东”(繁体写作“”)是一个会意字。此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本指上古先民使用的一种袋子,是象形字。那时人们携带东西,常是先在地上铺一块兽皮,中间置一木棍,将东西放到兽皮上,然后将兽皮绕木棍卷起,两端再用皮条或藤条绑扎,便成为有相当容量的袋子,可很方便地扛在肩上。露宿之时,这兽皮又成了床垫。甲骨文中的“东”便源自这种袋子的象形白描,时至今日我们由其繁体仍可观照到这种生动的情景。《埤pi仓》注曰:“无底曰橐tuo,有底曰囊。”“”就是称作“橐”的无底袋。太阳升起来了,该起床了,古人便将铺在身下的兽皮卷成“”,扛在肩上,出发远行,采集狩猎。因此,“”被借用指称太阳升起的方向。这就是说:“东”是一个象形造字,假借表义,后被简化了的文字。[14]247-248

甲骨文的“西”字,是汲水陶罐的象形描摹,即打水用的陶缶。日落西山,在外采集、狩猎、农耕的人们回到居处,汲水做饭成为一天将终时的大事。因此,源自陶缶形象的“西”被假借为日落之方。这就是“西”与“汲”为语音同源字的原因。可见“西”也是一个象形造字,假借表义的汉字。泛指物品的“东西”一词,即来自以实物取象的袋子和陶罐,这种称谓一直延续至今。[14]247-248

由此二例可知,“象”是渗透在汉语言文字之中的一种精神。

3.3 “象”在译学中的地位

我们在上面说,译的最本质特征是象,那么必然会有人问:“那如何看待对等呢?”大多数人已习惯了在由西方输入的“对等”框架内运作,但显而易见的是,对等常常实现不了,只能转而求“似”,也就是“象”。既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象于原文,我们就得承认“象”比“对等”更准确地反映了翻译的本质特征。对等代表着人们的理想,而完全对等除某些词语外是不可能实现的,可知中国的“象”展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不会使人受到蒙蔽。中国的古人认识水平很高,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根本,以“象”称呼译人,也就是说,只有译文象于所译才算尽到了职责。变化中有永恒,几千年过去了,“象”仍然是我们的追求。

严复标榜“信”“达”“雅”,其中最重要的是“信”,骨子里是个“诚”字,实行时称之为“达旨”,即以信于原文精神,象似语词表述为鹄的。

傅雷讲“重神似不重形似”,“似”即“象”也。钱钟书的“化境”,无非就是追求“特别象”,使达到读译作如同读原著的美妙效果。一般所说的“信”“顺”或“忠实”“通顺”,也都是以“象”为理论基石。

道是无形的,却处处可见。在西方美学传统中,“模仿”是一个大原则,从字面上看与中国的“象”接近,但实际却存在实质的区别。“模仿”崇尚精准写实,在翻译中表现为与原文高度对等。汉语的“象”则看重写意,以精神为统帅。

在英国17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John Dryden1631-1700)那里,翻译分为三类: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仿译(imitation)。从表层看imitation(模仿)最接近“象”,Dryden认为诗人模仿自然或人的感情是其天职,而用到翻译上却是须要避免的,因为“仿译”与失之机械的“逐字译”相反,太过于自由化,不仅偏离词与义,而且时时置此二者于不顾,只是从原作获取某种启发,以另起炉灶为能事。因而他反对使用仿译和逐字译,大力倡导使用“意译”。[15]231-243 Dryden在翻译史上影响很大,他的上述见解也不错;不过,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西方传统的imitation和中国的“象”从其在各自文化中的内涵与分量来看,均存在实质性差异。

然而,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当代,西方的关联翻译理论却与“象”很接近并显得比较充实了。比如Ernst-August Gutt在对翻译的种种语用学问题加以探讨后提出了“诠释相象性”(interpretive resemblance)概念:“关联理论用于诠释,关节点在于诠释相象性:在译述语言和原话之间,存在着一种诠释相象的关系。这种语间诠释相象性来自双方所共有的显性与隐性因素,也就是说,相象存在个度的问题。是故两种话语间越是相象,它们所共有的显性与隐性因素也就越多。”[16] 44-45可以说,关联理论就是“象”理论。真金不怕火炼,我们清楚地看到,“象”在现代译学中依然占有核心地位。这是因为,“象”或“似”比“对等”更能映射出翻译的真实。

 

四、结语

《易经》中的“易”字,如下图所示,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个典型的象形字,表现的是一只鸟儿奋翅而飞的形状。殷商民族以猎捕鸟类作为生活来源之一,他们对那些南来北去的

 (“易”字衍化图)                   

飞禽候鸟,有一种强烈的渴慕。鸟儿们能在地上行走,也能在水中畅游,更能在高空展翅飞翔,三种行为状态自由变换,上古先民就是在这种仰慕中创造了“易”这个汉字。其本义指鸟儿从一种运动行为到另一种行为的变换,后引申指一般意义上的变易。[17]175-176 “变易”、“变化”就是“易”的基本含义,我们在此不能不为古人所取的这一书名拍案叫绝了。  

译与易学科虽异小大有别而阴阳变化之理相通。在严复用作三难之首依据的乾卦中,前三句讲进德,后三句讲修业,意各有重,以诚为本。古代以道德修养为最根本之事。就译事而言,“人己之间”首先体现为译者要以诚对待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其次是以诚对待译文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这是易学告诉我们的,与施莱尔马赫所代表的非此即彼的西方典型思维方式不同。

严氏《译例言》说“穷理”“贵集思广益”,故而遇到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处,便尽其所能,“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在《易》之兑卦中,丽泽意谓两个沼泽相连,滋润万物,所以万物皆悦。后用来比喻朋友互相切磋。[5]73《诗·小雅·伐木》中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所以嘤求也是比喻朋友同气相求。有人批评他的“列入后案”和“附以己见”,然严复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所求只在商榷益人。此种翻译家是罕见的,不宜以薄识论之。

中国的翻译理论不缺特色,也不乏独创性,缺的是理论家的学习、研究与肯定。本着《易》的精神,理论家或许能够做到这一点。

无译事无译法。

译事生而象译出。

象译动而生直译,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安清、支谶为其代表;直译达到了极点而走向其反面,由是意译问世,有柔顺、多变之特征,罗什、支谦为其代表;一质一文,一阴一阳,互为其根。直译意译,是为译道两仪。

阳变阴和,而生五种策略,即极端直译、直译为主、直译意译均衡、意译为主、极端意译(在西方为直译、意译、仿译),或言极异、异主、异归、归主、极归。五策略顺次运行,交互为用,各种翻译活动就开展起来了。五策,统一于两仪,两仪,统一于象译;象译的生地,乃是无译。

易具译之理,译出易之用。译不可无易,易不可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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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er, W. P. Essays of John Dryden. London[M]. The Clarendon Press, 1899. 231-243.

http://www.archive.org/2010-2-16

[16] Gutt, Ernst-August. Aspects of Translation: Some Relevance-Theory Observations[M]. Leo

Hickey: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7] 唐汉. 唐汉解字——汉字与动物世界[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3.

 

 

 

 

[作者简介] 孙迎春,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译学词典。

[电子信箱] sychun@sdu.edu.cn

[联系电话] 0631-5688646home; 13863030317

科学网博克:http://www.sciencenet.cn/blog/sychun.htm

 

通信地址:264209威海市文化西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

 

(载四川省翻译协会主办,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12月出版《译苑新谭》第三辑,25-40页)

 

2014年02月05日

易·归妹:翻译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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