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研究

 

                                     孙迎春

 

摘要:本文就辜正坤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作了一些研究,针对此论提出的历史意义、论点的特征及其对于建设翻译学的功用等问题,发表了一些见解,意在抛砖引玉,俾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一理论的研究。

关键词:多元互补;翻译标准;系统;辩证

Abstract: A study is presented here of “plural complementarism of translation standard” proposed by Mr. Gu Zhengkun, some views being aired concerning such problems a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theory and the function it may play in constructing translatology with a view to attracting even more scholars to join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by “throwing stones and bringing back jade.”

Key words: plural complementarism; translation standard; system; dialectics

 

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在1988年第1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上发表《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全文3万多字,后以同名在1989年第1期《中国翻译》摘要发表了8000多字,而实则原文约5万字,其中尚未见诸刊物的部分,辜先生曾以《经典翻译命题辩证》为题委托人在中国首届中青年翻译理论研讨会上宣读,并获该研讨会颁发的论文优秀奖,今以《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与经典翻译理论命题辩证》之文名,见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刊《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第一辑)。笔者读后深有感触,遂欲发表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正于方家。

 

       一、“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代表着一个重要阶段

 

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1983)对中国自佛经翻译以来的翻译理论发展史作了一番细致的梳理,认为我国的翻译理论,以探求翻译标准为核心,在不断发展、深化的同时,始终有着某种稳定不变的内核。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1964)中论述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化”,说高造诣的翻译虽经“投胎转世”,更换了躯壳,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这依然生存的“故我”,和鸠摩罗什译《法华经》时“曲从方言,趣不乖本”的“本”,和“当包达、雅”的“信”,和“获致原作精神”的“神似”,都是讲的一个基本元素。因而罗新璋总括地说:“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新璋:1983)这就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提出后产生了重大影响。辜正坤先生认为第三、第四阶段并无大区别,可合为一个阶段,并将其略加改变,成为“求本——求信——求美——求化”四个阶段,断言“翻译理论经历了一个历代翻译家们追求真、善、美的过程。案本——求信,乃是求真;求信——求美,乃重在求美;求美——求化,乃是力求善。”(2002241)在此基础上,辜先生郑重宣布,“当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在80年代产生后,实际上标志着第五个阶段的到来。在这个阶段中,标准不再具有单一性,而是一个系统。”(同上)

或许会有人说辜先生骄傲自大,其实这话并非言过其实;多元互补论在我国的确可以作为第五个阶段的代表性理论。在这一阶段,国际国内都在致力于建立翻译学,最突出强调的研究途径是综合性途径。翻译虽可从多种途径加以研究,如文艺学途径、语言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社会符号学途径等,但综合性的翻译学途径为最佳,因为“它不仅综合上述各个途径的优点,同时还综合其他一切翻译研究途径的优点或特点。……翻译学途径的主要特点,除高度的综合性以外,还有高度的描写性、开放性和灵活性。”(谭载喜,200051)明确指出翻译学科综合性的,还有刘宓庆、杨自俭等众多学者,在国外最早、最突出指出这一点的是Mary Snell-Hornby,她的成名作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1987/1988;翻译研究——综合法),从名称上看就很说明问题。翻译研究必须走综合性的途径,国内外皆然。因为翻译实践涉及方方面面,绝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故人们对它的研究不能不具备综合性,这一点现今已基本成为译界的共识。笔者以为,在国际上代表这一时代精神的,是Mary Snell-Hornby的综合法和Christiane Nord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2001;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在国内,便可以“多元互补论”为代表。此论虽直接与翻译标准相联系,而其基本原理却可以用来对翻译理论的诸多命题予以新的阐释,辜先生在《辩证》一文中便对直译与意译、诗歌可译与不可译、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超过原作的译作是否最佳译作、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否是化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辨。

 

                        二、多元互补论特征解析

 

鄙意以为,多元互补论之所以可推出作为当前阶段译论的代表,是因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⑴拥有辩证法作为坚实的基础。它是用一种变化的、发展的眼光来研究翻译的命题,推翻了传统的企图建立起一个惟一的能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指导翻译实践的实用具体翻译标准的设想。认为有实用价值的翻译标准是多元的,即是多种类的,所涉及的诸因素因具体情形而处于辩证的运动之中,因而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辜先生指出,翻译标准的系统,实质上是一元标准与多元标准的辩证统一,而辜先生之所以在文章中使用多元标题,是为了“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强调具体标准的重要性。”(辜,1989)在以往的争辩中,人们多不是辩证地看问题,不清楚标准实有抽象与具体之别。抽象标准是一元标准,是虚的,但却是帅,是君,是具体标准的支配者;而具体标准是多元的,是实的,相对于抽象标准是兵,是臣,受抽象标准的支配。没有前者,则群龙无首,构不成系统,再者说具体标准也无本可依;没有后者,则帅不成为帅,君不成为君,毕竟不能打仗、做事。就现阶段来说,关键是建立起若干个具体标准的群落,然后抽象标准才会显现出其存在的意义,因为具体标准都是依其精神而设立的。以往人们多在这个共性与个性关系的问题上,离开个性谈共性,遂使理论变得玄而又玄,流为空谈。

⑵符合作为“系统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中介理论”的系统论(钱学森,见《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音序),1829页)。翻译的王国里存在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系统。世界万物凡有生命力的,无不构成系统;翻译的标准和理论在此不再具有单一性,而是带上了系统性,这才是如实地反映了翻译的实质和规律。西方著名学者“卡西尔指出,自然科学不过是人类制造的符号形式系统的一个部分或一个要素,构成这个系统的还有神话、语言、艺术、宗教、历史等人文科学。”(卡西尔,中译本序:3-4)客观世界是个大系统,是多层次、多因素、多侧面的。每一个事物、每一个方面,作为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特殊的结构、性质、功能和规律。“世界上的事物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们往往通过一定的关系,如交换物质、能量或信息联结在一起。”(杨士尧,19861)翻译,如理查兹(I.A.Richards:1953)所指出:“很可能是宇宙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最为复杂的现象”。(转引自Jin Di & Nida:13)那么关于这一最复杂现象的标准的系统是什么呢?它包括什么元素,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辜先生揭示如下:“在整个翻译标准系统中,绝对标准一元化是和具体标准多元化既对立又统一的。翻译的标准系统构成方式是:绝对标准(原作)——最高标准(抽象标准,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分类)。绝对标准是最高标准的标准,最高标准是具体标准的标准。在原作——译作对比关系中,近似度不仅表示线性的、层面的关系,而且表示一种立体关系,各标准在原作——译作立体关系中的位置决定了各个标准的价值、时间性和空间性都具有相对性。”(2002231)由此可见,多元互补论是关于第三个层次具体标准的,而其基本原理又指出了其上的两个层次的标准,从而构成一个立体的系统。在这第三个平面上,关乎各个类别翻译的多种具体标准,相比较而存在,相区别而发展,又形成一个这一平面的子系统。当然了,这一子系统下的每个具体标准,必然又构成一个再下一层的子系统。

⑶合于翻译的实际。具体翻译标准的多元化,辜先生指出,是“由于翻译具有多重功能,人类的审美趣味具有多样性,读者、译者具有多层次,其相应的翻译手法、译作风格具有多维度,译作价值因而势必多样化”(2002230)翻译的实际涉及多种因素,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人类对翻译作品、翻译实践有多样化要求,多元互补论恰与之相合。

⑷适于广泛应用,具很大的包容性。多元互补论的妙处在于,它绝不仅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有关翻译标准的见解;其基本原理在论辨多种翻译理论命题的过程中,均可得到应用,这一点辜先生自己作出了一个样板。如果一种理论只针对一个狭小的方面,浅涉即止,则不可能成为当前译界的代表性理论。

⑸具有鲜明的中国理论风格。中国文字贵简尚洁,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后,可将“多元互补”续上,既传达了准确的信息,又展示了民族文字的辞色。简则易传,可以行远;洁则生美,可入人心。

以上诸多特征,赋予了多元互补论当前译论代表的资格。

 

            三、几点思考

 

1.多元互补论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基础,它所反映的规律性,不仅适用于翻译研究,而且具有普遍意义。辜先生在文章中进行辩证的译学经典命题中,包括“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辩证”,认为“翻译既是科学也是艺术。”(2002237)其实,科学与艺术从整体上说就是互补的。在人类早期的文化母体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完全是内在地融为一体的。人类文化的早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科学、技术、艺术都是一体化的,人们当时还不能在科学、技术、艺术三者之间作出区分。拿东汉张衡研制的“地动仪”来说,它既是一件科学仪器,又是一种技术装置,同时无疑还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随着文化母体原始同一性的消解和文化分工的逐步深化,科学与人文陷入了互为异己化的命运,二者的关系外在化了。科学与艺术也就分开家了。在文化的现象学形态上,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的整个近代发生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就是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具象表征。这种分裂,既是历史的进步,同时又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可以严重到让宗教、政治对科学家、翻译家等真理的代言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历史上因此而为科学、真理献身者不乏其例。然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使得人们无法真实而全面地揭示和把握自己的本质。只有当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和对立精神重新回到统一时,人们才能在高层次上重建自我及其本质的同一性。多元互补论是这种普遍要求在翻译理论中的体现,它讲的是翻译,体现的却是一种反映人类发展普遍规律的普遍要求。中国领导人时常告诉某些西方领导人:“和为贵”,这里面体现的是:

2.传统与现代互补,东方与西方互补。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世界潮流,但精神文化却不应全球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全球化。人文社会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东西方文化应当是各具特色,相互补充的。一方面,中国的先秦和西方的古希腊,它们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从一开始就是地域性、民族性的。不同的地理条件、社会状况、历史传统、文化基因、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在世界上构筑了两大不同的文化形态,由此而产生的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也自然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东西方文化正因为存在质的差异更应相互借鉴、互为补充,而不是以某种强势文化去渗透、支配乃至取代其他民族的弱势文化。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物质文化大致趋同,使各国大城市的面貌基本模式化,这可以认作是一种进步,我们决不能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在代表民族特征的精神文化方面,在有关人文社会科学中情感的、意愿的、心理的、心灵世界的因素上,却是不能趋同的。没有民族的特点,没有民族的独特贡献,便无以立足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之林。自然科学只有一个,它是全世界的。而人文科学则是民族的、区域的,各民族、各区域之间应当是并存互补的,不能统而一之。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是承传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纵向的互补。传统中的精华,虽经数千载的冲刷,仍未销声匿迹,后来的并没有抹杀先在的,而是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从更大的方面看,自然与人文也是互补的,缺一不可。人类的本质,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短一则不成为人类。

3.以多元互补的精神建设翻译学。中国和西方哲学思想不同,价值体系不同,语言文化传统不同,这些重要因素始终对中西译论体系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兼解以俱通”,是刘勰《文心雕龙·定势》中论文章体势风貌时所说的一句话,意为将对立的文势加以会通综合,铸成和谐的整体之美。文学艺术上是这样,建设中国的翻译学,也须本着“兼解以俱通”的精神,融中西译论体系的优点于一体。

罗新璋认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1983)据此,中国的翻译理论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化,已形成了一个体系,现在由于翻译实践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受到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影响,在时代的呼唤下正逐步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自打罗先生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以来,20余年已经过去了,译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翻译学无论在中国或是在国际,都已经建立,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中国翻译学的建立,无疑是中西译论相激相荡、相参相照、相反相成、互为补充的结果。中国翻译学今后的发展,仍需本着多元互补的精神。中国人的思想是直觉的、综合的,其语言表达具诗性,西方人的思想是逻辑的、分析的,其语言表达具科学性。汉语的“以意统形”、“以神摄形”、“遗形写神”,其实不仅仅是语言的事,也是中国哲学、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中医、中华气功、禅宗等的性格特征。中国的翻译理论,必然会反映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而尽管中国人“长于综合”却“短于分析”,同时“缺乏严密的逻辑思考”的缺点,又不利于建立系统的翻译学,在这一点上,恰可向西方学习,在借鉴多种学科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译学体系。多元互补的体现是多方位的:

一元标准与多元标准互补;

传统与现代互补;

东方与西方互补;

理论与实践互补;

科学性与艺术性互补;

综合与分析互补;

译学各个分支互补;

各种研究途径互补;

……

本着这样的多元互补精神,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译学体系必将出现在东方,雄立于世界译学之林。

 

主要参考书目:

[1]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与经典翻译理论命题辩证[J].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第一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J].中国翻译,1989(1).

[2]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J].翻译通讯,19837 、(8.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5]谭载喜:翻译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6]卡西尔,恩斯特著,海平等译:人文科学的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7]杨士尧:系统科学导论[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8]Jin Di & Nida,E.A.: On Translation [M]. Beijing: China Foreign Transl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作者简介:孙迎春(1949-),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学博士生导师,山大外院应用外国语言与翻译研究所所长,烟台师范学院外语系英汉双语翻译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翻译学

 

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50100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8期)

 

2014年02月16日

“神 似”说 探 幽
易学译理:原则的恒久性

上一篇

下一篇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研究

添加时间:

新闻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