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谷若与“适应”、“选择”

孙迎春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威海264209

 

内容摘要:21世纪之初,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通过其专著及一系列论文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得到我国众多学者的支持。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教授在2008年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翻译学”,使此论显露出了蓬勃的生机和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本文拟结合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对翻译宗师张谷若的实践和理念作一些探讨,俾有助于该理论的宏扬和文学翻译的研究。

关键词:适应选择论,生态翻译学,张谷若,适者生存

 

Zhang Guruo and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Sun Yingchun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Abstract: Putting forward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in the initial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Professor Hu Gengshen has given a detailed exposition through his monograph and a series of papers, earning the support of many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basic theory investigation, Professor Hu raised in 2008 “eco-translatology”, which renders the theory full of vigor and helps it develop with a sustained momentum. It is thus attempted to probe into the translation master Zhang Guruo’s practice and notion by employing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approach of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and eco-translatology, with a view to helping spread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 words: approach of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eco-translatology, Zhang Guruo,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引言

近年来,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指出“译者(译品)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胡庚申,2004),并通过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及一系列论文进行了详尽的阐释,观点鲜明,论述系统而深刻,得到我国众多学者的支持。翻译适应选择论拥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它一方面体现着来自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可追溯至极其深远的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人为本”、“适中尚和”等哲学理念,因此可说,此论自打提出之日起,就显露出了蓬勃的生机和可持续的发展势头。

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教授在2008年进一步提出了“生

 

 

*本文系胡庚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批准号:08BYY007)的一部分。

态翻译学”,说“综而观之,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所谓‘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换句话说,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胡庚申,2008)生态翻译学及其基础翻译适应选择论都是不难理解的,其中的关键性术语“适应”与“选择”更是在中外学者的论述中频繁出现,早已成为学界的普遍用语。

因先曾有拙作《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奉飨读者,对著名译家张谷若的生平、译绩、思想和翻译手法有些了解,故此本文拟结合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对翻译宗师张谷若的实践和理念作一些探讨,俾有助于该理论的宏扬和文学翻译的研究。篇幅所限,笔者仅从三个方面作些豹窥之谈。

 

一、“适者生存”: 张谷若与哈代之间

 

适应选择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又称“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教授已作过多次阐释(2004a63-762004b;2008)。按笔者的理解,“适者生存”在具有多维性的同时,主要指的是生命体在直接环境中的适应,只有适应了才能生存,不适应则必被淘汰,而具间接性的原文生态环境则是译者所需要了解、观照的。译者翻译一个文本,在理解阶段一般是通过阅读资料并进行推理、想象去适应原文环境的,这种适应除间接性外还具有预备性和虚拟性。而译者及其译品的真实生态环境则不同,译者生存其中,译文也必须在这一环境里面存在和产生作用,不适应就生存不好,乃至遭到淘汰。“选择”正是为了适应这种“真实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所采取的具体方法、技巧。选择意在适应,适应意在生存。

张谷若的家乡在风光旖旎的烟台芝罘岛,那里山峦叠翠,碧海如镜。这一点极其重要,它使先生与英伦的乡土作家哈代之间,有了一个特征相似的生活环境:都是生活在大海的怀抱之中,都是来自旧式农村,与农民特别亲近,了解他们,与他们有深厚的感情。这使得张谷若虽未去过英伦,但读哈代却有一见如故之感,译者与作者自然而然地达成了心灵上的契合。这在适应选择论看来,就是二者有着相似的生态环境,这种极大程度的相互适应,就是先生臻于化境的翻译不可或缺的基础。自然环境相似产生适应,此其一。

其次,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也有一些相似点或可资比较的地方。一者,从双方的家庭看,哈代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张谷若父辈经商有方,持家俭朴,故家道殷实。二者,两人对待社会的态度有相通之处。哈代是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创作恰在英国最得意的维多利亚时代,但他却反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其前期作品长篇小说《绿荫下》、《远离尘嚣》将宗法制农村生活理想化。以后作品中批判现实主义的成分逐渐加强,《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为其代表作,前者写纯洁的农村姑娘苔丝遭受迫害以至毁灭的悲剧,后者讲述农村青年裘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想破灭的故事。张谷若的青少年时代遭逢乱世,不满现状,有志寻求新思想于异邦以破旧立新。关于在大学选择英语作为自己的专业,1983年八十高龄的先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回忆说:“当时我们看到军阀混战,列强欺凌,国家有被瓜分的危险。青年学生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立志振兴中华,总想学会外国语言文字,读懂外国书籍,把有用的知识吸收过来,使国强民富。”(楼沪光,1983)哈代不满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以小说为手段对英国的现实加以抨击;张谷若痛恨国弱受人欺的现状,在欺人者的国度找到了知音哈代,意图通过翻译让国人了解强势的西方,俾有益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契合点,所以先生有动力为翻译哈代等英国作家而劳作一生,后来因译绩显著而晋升教授,并被誉为“哈代专家”,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前所述,翻译生态学着重于“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本文以上所谈的张谷若与哈代之间的高度契合与下文介绍的张谷若翻译思想及其译语风格,都是本着这种精神进行的。

 

二、译者原则及语言风格选择

 

1. 张谷若翻译思想

关于翻译的理论,先生是不大发表的,他认为“理论人人可有,而且对于同一内容(甚而对于同一名词),见解可以各人不同。”从这句话笔者体会到三种意味:第一,他看到翻译理论具多样性,因人而异。第二,他对于80年代的翻译理论不十分感兴趣,还没有看到一种自己愿意信奉的理论。对于理论高明,而译技蹩脚的空头理论家,他向来颇为不屑,认为“托之空言,不如见之实行。”(王寿兰,1989450)第三,他点出意义常具不确定性,这和当前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相似之处,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高明的翻译具有了艺术的特征。如果所有意义都是确凿无疑的,翻译艺术也就不复存在了。

余光中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发表过很精辟的论述:“手高包括了眼高,一个人不可能眼低而手高,手高也包括有见解。”“手高”就是翻译的艺术高超,高超的译技后面,必有高明的翻译观作指导,因而余光中说“任何译作都是翻译理论不露声色的实践,”“只要手高就证明他眼高”(穆雷,1999116)事实上,张谷若跟傅雷、余光中等手眼并高的翻译大师一样,也有明确的理念追求:除了渗透着东方辩证智慧的“为科学亦为艺术,为艺术亦为科学”论(张谷若:1991)之外,他还有一个伴随了他一生的重要原则,这就是“地道”。

张谷若于1980年在《翻译通讯》上著文,曰“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明明白白地说:“原来是地道的语言文字,翻译时也要译成地道的语言文字。”其实,这个原则,早在30年代始译哈代时,他就明确提出了。193412月,他在《德伯家的苔丝》译者序中说:“我译这本书的理想,是要用道地的中文,译原来道地的英文。”孙致礼评价道,“30年代到80年代,张谷若的‘地道的译文’一直是中国翻译界的主导思想。跟张谷若一样,朱生豪、傅东华、杨必等翻译家都力求以‘地道的译文’为翻译目标,他们的译文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为在中国普及英美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见孙迎春,2004:序二)可见,“地道”是一种朴素而实用的理论原则,容易被人认识和接受,具有一语中的的科学品格。如果话说了一箩筐,没有一句说到点子上,即便是特别系统,也不能认为具有科学性特征。

2. “地道”原则与适应选择论

显见的是,“地道”是经过了严格的逻辑推理程序的:

大前提:译文必须信于原文;小前提:原文是地道的;结论:译文亦须地道。

“地道”是高层次的信,指语言风格与习惯。哈代用的是地道的英语,因此张谷若认定,译文须是地道的汉语,方算尽了翻译者的能事。若以欧化的语言或汉不汉英不英的译者符号集去应对,自然不地道。那么,“地道”之哲学基础如何呢?我国久负盛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贺麟在论述翻译与创造的关系时一针见血:“翻译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洋学问中国化,灌输文化上的新血液,使西学成为国学之一部分”(见孙迎春,1999508-509。这种见解,应当说是接近哲学层面的阐释。“华化西学”自然要用地道的语言,不然就是洋化。现在,我们有了翻译生态学和适应选择论,地道原则的哲学依据就不难发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胡庚申,2004b)地道在语言文化伦理层面上是为了信,而在哲学层面上则是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虽然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地道原则的时候并没有提出系统的论述,但他却身体力行将这个原则实行并推广了半个世纪,获得巨大成功,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它合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地道翻译实践在前,适应选择理论在后,这完全合乎一般规律。请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译例:

The stage of mental comfort to which they had arrived at this hour was one wherein their souls expanded beyond their skins, and spread their personalities warmly through the room. ( Hardy, 1996: 25 )

他们那时正达到了欢畅的阶段,所以都觉得神舒心畅,超脱形骸,满眼生花,满室生春。(张谷若, 195742

后两个四字格所传达的意思,有人认为在原文中并不存在,实属译者的“译笔生花”,是过度归化的译法,其实这样批评不妥,根源在于句本位翻译思想。这个句子所涉及的场所,是靠近苔丝姑娘家的露力芬酒店,只有卖酒的执照,而没有卖座儿的执照,也就是说,按照法令,顾客不能在店里面找个座位,消消停停地喝酒。村彼端的另一家酒店,虽是有全副的执照,但因距离太远,村这头儿的住户都不去光顾。这头儿的非法酒店,掌柜的是位惹人喜爱的女性,那天晚上,许多村民都来了,女店家露力芬在楼上的一个大卧室,用报废的大毛围巾,将窗户严严地遮起,以防被官员发现。里面空间有限,床、柜、台、凳都利用起来,让十几个前来寻欢作乐的人各就各位,安享欢乐。前来喝酒求欢的顾客,也不光为着路远才不去村那头儿的酒店,深层次的原因是:大家一致觉得,和女店家露力芬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比坐在那家男老板宽敞的酒店中,更加有趣味。苔丝的母亲去找自己的丈夫,猜想他准在这家酒店,当她找来的时候,那些人不用说已是数杯下肚,说笑半天了,自然是都觉得神舒心畅,超脱形骸,满眼生花,满室生春了。请再参照接下来的文字:

In this process the chamber and its furniture grew more and more dignified and luxurious; the shawl hanging at the window took upon itself the richness of tapestry; the brass handles of the chest of drawers were golden knockers; and the carved bedposts seemed to have some kinship with the magnificent pillars of Solomon’s temple.

这个长句,张谷若以地道而富于艺术性的文字译为:

在这种过程中,这个屋子本身和屋里的家具,都越来越变得庄严富丽;五屉柜上镶的铜拉手,就好象黄金作的兽环,窗户上挡的围巾,就身份改变,和织花壁帷一样地华贵,雕花的床柱,也好象和所罗门王的庙宇里雄伟宏壮的柱石,成了一家眷属。

这段译文,可以说是锱铢必较地戥出来的。如果将报废的围巾看作了华贵的织花壁帷,以普通雕花的床柱与所罗门国王庙宇里的雄伟柱石为伍,那还不是满眼生花,满室生春是什么?何况这段文字,实在是对于刚刚发现自己是名门之后的德北先生当时心境的生动写照。所以这两个四字词组,决不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而确可称作译笔生花,妙译传神。在1997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张译《德伯家的苔丝》中,先生将他们那时正达到了欢畅的阶段,所以都觉得神舒心畅,超脱形骸……改作了他们那时所达到的欢畅阶段是:神游身外,脱却形骸……神舒心畅不够了,上升为神游身外超脱形骸不足了,干脆用脱却形骸,而接下来的那两个四字词组满眼生花,满室生春未动,可见此八个字正是先生的得意之笔,舍不得删改的。由这个译例可知,地道原则说易行难,它心存译语读者,暗合适应选择论,追求形神兼备。当二者不可得兼时,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是以段落章节为参照,弃形之末而求神之本,以相似的艺术效果为指归。

3. 译语风格与山东方言问题

哈代小说中的结构与用词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偏于古雅,行文周密细致,句法繁芜绵长;节奏缓慢,语气冷静;但是蕴涵丰富,描写生动,意境幽远,富于诗意。在语言风格的传译上,张谷若与哈代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契合,可说已臻化境,故而广受褒扬。用的是现代语,而其中古韵明显,为当下译者所难望项背。

先生的故乡烟台芝罘自古就是不凡之地,它的名字最初与秦始皇相联系。芝罘岛所在的福山海滨是文坛巨星冰心(1900-1999)度过自己童年的地方,也是十九世纪末发现了甲骨文的历史名人、爱国志士、清末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全国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王懿荣(18451900)的故乡。(孙迎春,19994632004:第一章)先生小时侯念过两年私塾,辛亥革命后又上了初小、高小,在此期间涉猎了《论语》、《孟子》、《尚书》、《庄子》、《史记》、《通鉴辑览》、《三国志》等古典著作,许多名篇均能成诵。先生出类拔萃的古文根底就是在那时打下的。中学上的是特别注重英语的天津南开中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所以,兼通中西语言文化的先生能够用略带古风而又优美畅达的语言进行翻译,使译作风格能够如原文以出。

关于风格的传达,先生说,“在语言文字、表达方式上,尽量接近以至酷似原著的风格。原作中的散文,用散文形式翻译;原作中是诗行的地方,翻译过来也必须是诗句;原作用上层社会典雅的语言,翻译时要体现这个特点;原作中乡民的对话用了俚语、方言,译文也要选用劳动人民带乡土味的口语;原作如果故意是‘转文’的,译文也要有相应的特点。”(楼沪光,1983)在译文用语上,其具体特点一是如上例四字词组用得较多,二是采用山东方言翻译原文带乡土味的口语。关于四字词组笔者在《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中专辟了一章论述,简略地说,四字词组在中国语言文字中享有崇高地位,是汉语的基本组合形式之一,内部搭配多样,由雅到俗什么层次的都有,用好了可显著提高译文艺术水平。至于使用山东方言,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翻译哈代作品中的威塞克斯方言时,他创造性地运用山东方言去反映那种地方特色,应当说是一种功能对等,也是有意识地适应译作生态环境。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社准备再版张译三十年代版的《苔丝》和《还乡》,当时是全盘工农兵化,出版社认为对话中山东方言太多,不大众化,就希望他能找一个会说北京话的人帮助修改加工。先生无奈之下看到长女张玲已上高中,又看过她写的一些校园诗文,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张玲颇有感慨地说,“我其实是少不更事,竟动手做起来。改过一些生僻的山东方言,叙述文字中一些书面语也改成了大白话。当然,出版前还是由父亲仔细审定的。这一版的《苔丝》和《还乡》,当时并没有听到不好的反映,而且似乎是影响还相当广泛。父亲也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是好评。惟有上海翻译界的一位有识之士提出批评,直言新版译文修改坏了。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听上海的老翻译家,《马丁·瞿述伟》的译者叶维之老先生说的。但是,父亲还是自己在文革期间,正在欧美文学作品大多出版无望的时候,又重新修订了《苔丝》、《还乡》和《无名的裘德》。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就是依据这三个修订本,所以我的‘修改流毒’,有幸没有继续遗害。”(见孙迎春,2004:第一章)辜正坤对使用山东话也是赞赏的,并有精彩的论述。(同上,序言一)当然,适应什么,怎样选择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存在争议很正常。先生的几部译作,历经大半个世纪时光的冲淘,至今仍在翻译文学的书架上有售,他的适应选择效果如何,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吧?

 

三、译品影响反映了什么?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领会适应选择论翻译原则的内涵,胡庚申教授举了一些著名译家的例子,其中谈到“不论是严复(1854-1921)的哲学社科翻译,还是林纾(1852-1924)的小说文学翻译,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来看,都可以说是译者多维度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并依此作出了最佳适应选择的结果。”(胡庚申,2004132)张谷若的译文亦复如此。60多年过去了,张译哈代、狄更斯仍在市场上堂而皇之地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研究者的兴趣愈益浓厚,这反映了什么呢?

孙致礼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张谷若当时能提出‘地道的译文’,这是时代的产物,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我国翻译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30年代张谷若开始做翻译的时候,我国翻译界正流行一股晦涩的译文风,张谷若无法接受当时这样的译文,便立志要采取‘与之相反’的译法。他坚持两条翻译原则:‘(1)不能逐字死译;(2)得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1935年和1936年,他先后出版了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见孙迎春,2004:序二)这实际上是赞扬先生的翻译特别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尤其符合时代需求,故而能够纠正当时“晦涩的译文风”。晦涩的译文出于死译、硬译,因硬必死,也就是说,不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必然会遭淘汰。正如论者在傅雷与穆木天之间所做的比较:穆木天(译有《欧贞尼·葛朗代》、《勾利尤老头子》、《从妹贝德》、《从兄篷斯》、《夏贝尔上校》等)的诗作追求音乐美,富于律动感,至今仍有留存,但他“在翻译时抹去自我,羁勒灵性”,因而“其译已不流传于今日”;“傅雷的文艺生涯,可说是译而不作;但在翻译上,译而作,有作为,其译作一直广为流传。文艺作品,真正有生命力的,是‘作’,是‘作’的生气充盈并激荡于其中。翻译作品的好坏,可读不可读,往往也取决于是否‘作’,取决于‘作’的含金量,取决于‘作’的含金量的精粗高低。”(罗新璋,1995)可知,“抹去自我”,就不能进行适应性选择,“羁勒灵性”就缺乏创造的活力,本有“作”的能力也不去调动,生命力自然不强。

    综合上述可知,译品影响反映了:

1. 是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译者、译文是否能够生存、生效、产生影响的问题。

2. 汰弱留强,适者生存的法则是客观存在的,承认不承认它都自古以来运行着。

3. 适者生存的法则要求译者译而作,激发灵性,如以上我们在第二部分所举的张谷若译例,追求神似而非恪守字面;注重整体效应而非机械的细节对应。

 

                                                        结语

 

1935年哈代《还乡》问世到1985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史》出版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张谷若翻译,早于胡教授《翻译适应选择论》问世大半个世纪。翻译宗师张谷若,将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因其学者型翻译而被国内外同行誉为“哈代专家”。《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等名译被誉为“译作的楷模”,有三种翻译作品被收在《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之中,一生总计译有十余种作品,400余万字。(孙迎春,2004:附录一)从本文所述可大致看到,一方面,张译是能够用于说明生态翻译学和适应选择论的佳例,反过来说,生态翻译学和适应选择论的强大解释力也可见一斑。文章之末,感言如下。

大师胡适(1891-1962)之名及其字“适之”均来自严复译《天演论》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由这一点即可折射出严译进化论影响之大之久。胡大师原本叫胡洪,后来在    赴美留学期间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以杜威弟子闻名。笔者相信胡大师不止一个美老师,然人所共知的只有杜威一个,这恐怕与哲学信念及其传承不无关系吧。本此,若说胡大师之名与胡大师之实切切相符,丝丝对应,不亦宜乎?

将适应选择论引入翻译研究,继而对生态翻译学进行深刻而系统的阐释,这是胡庚申教授对于翻译学的卓越贡献。近来,他指出现有翻译研究存在不足和欠缺:一是散而不专;二是“引”而未“发”;三是狭隘单一;四是未成体系。(胡庚申,2009)认为如果“只是停留在某单一学科内‘自转’、或只是诸多相关学科的累加,”就会“因缺少‘龙头’学科,缺少相关学科公共的基础和一致的归宿,”而“难以真正地达到综观整合。”(同上)因此他提出以生态翻译学对各学科途径的翻译研究进行“跨科际综观整和”,并以图示说明:“翻译学视角的研究居中,围绕其周的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视角的相关研究互联互动、相互依托,各学科视角的研究又最终熔入并归宿于生态学视阈之中,从而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翻译本体生态系统。需要强调的是,该翻译本体生态系统是整个翻译生态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体现了翻译行为方式、翻译文化价值的最终指向。因为,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同上)笔者相信,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当然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如果成功推出国门,得到国际认同,将是我国学者对翻译学理论建设所做出的一项具有原创性的重大贡献。笔者期待着。

张谷若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写道:“从事翻译者,多于一个阶段,遇到许多问题,无法解决。于是欧化之说行,翻译之腔出,硬译或死译之风盛,加以有人为之推波助澜,凭一己之直觉,昧语言文字发展之规律,乏语言文字比较之探索。”(见黄邦杰,1991:序)死译硬译没有出路。尽管某些理论家可以给他改头换面,并说出一番长长的道理来,仍是无济于事,因为它有背语言文字发展之规律,没有语言文字比较之探索作为科学基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追求多维度适应,继而作出适应性选择转换,此为正理。译者作为核心要素,须能够“迁想妙得,落笔之际不知译者之为作者耶,作者之为译者耶。”(罗新璋,1995)多说无益,“自然选择”的规律在那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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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邦杰. 译艺谭.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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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璋. 译作”[J]. 中国翻译,19952.

穆雷: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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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寿兰主编.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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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若. 译艺谭·序 [A],黄邦杰. 译艺谭.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1.

 

[作者简介]孙迎春(1949-),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山大外国语学院翻译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译协理事,山东省国外语言学学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翻译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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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上海翻译》2009年第4期)

2014年02月16日

易·归妹:翻译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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