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萌芽于康熙朝

孙迎春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威海264209

              

摘要:现代翻译理论注重系统性,而系统性的产生有赖于对范畴、概念、术语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与探究。“翻译学”不仅是一个核心译学范畴,并且已成为翻译学科的名称。本文拟对“翻译学”作为学科称谓在中国的起源及意义作一些探索和论述,并阐释笔者对其作为核心译学术语的理解。

关键词:康熙朝;译学;学科名称;范畴

“Yixue” Sprouted in the Kangxi Dynasty

Abstract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ystematicness, which depends upon the sorting and studying of categories, concepts, terms and their relations. “Yixue” (translatology) is not only a core translation category, but has become the name of the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It is intended in this paper to do some probe into and exposition of “yixue” as discipline name in the respects of its source in China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act, and to give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 of it as a core translation term.

Key words: Kangxi Dynasty; yixue; discipline name; category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研究翻译学范畴、概念、术语问题,这是翻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的核心部分,也是翻译学的灵魂所在。不同于传统翻译理论,现代翻译理论注重系统性,而系统性的产生有赖于对范畴、概念、术语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与探究。范畴、概念、术语所共同关涉的,是能够描写和揭示翻译行为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研究用以指导实践的翻译理论。“翻译学”不仅是一个核心译学范畴,并且已成为翻译学科的名称。本文拟对“翻译学”作为学科称谓在中国的起源及意义作一些探索和论述,并阐释笔者对其作为核心译学术语的理解。

我国学者的译学学科意识是很强的,许钧在为《翻译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即说:“今天,当我们认真审视近二十年来中国译学所走过的路,当我们对法国、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译学成果和学科发展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翻译学的建立,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翻译学之路,是一条必由之路。”(谭载喜,2000:序)这是坚决而明确地宣告,翻译学在国内外已经建立起来,研究翻译而不建立翻译学是行不通的。被誉为中国当代第一部名副其实译学著作作者的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扉页写道:“献给译学倡导者先祖刘坤一先生(1830 — 1902)”。曾在清末任两广、两江总督的坤一先生倡导译学之时,推算起来应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而事实上,“译学”一语的出现还要早得多。

 

2 康熙朝的“译学”

康熙皇帝1654-17221661年至驾崩在位61,是中国历史上执掌皇权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八岁即位,天纵奇才,十六岁智擒螯拜,稳定了朝廷秩序。在位期间平定三藩之乱和葛尔丹叛乱,收复台湾并设台湾府,册封五世班禅以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从而维护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对外谋划了雅克萨之战,迫使俄国签定《尼布楚条约》,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盛世之时,中国GDP占全世界的1/3,超过美国在当今世界所占比例,国家之强盛,天下无双。

他是一个二律悖反的典型,一方面英明好学,文武全才,特别开通,向西方来的传教士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严禁他人学习,梁启超、邵力子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担心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旦传开,将会极大地动摇以骑射起家的满清统治。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梁启超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的一个工具,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康熙皇帝:网页1尽管如此,康熙朝确曾在数十年中出现过注重翻译西方科技文献,大力培养翻译人才的态势,而且,在清朝的中后期,事实上翻译学科已经存在并得到发展。

《中国科技翻译史》第四章“中国科学翻译理论之发轫”的第二节题目是“科学‘译才’与‘译学’”,其余六章分别论述的题目依次为“科学翻译理论的研究”、“科学翻译的方法与标准”、“科学词典编纂理论的兴起”、“科学翻译质量的评估”、“科学翻译的组织工作及经营管理”、“中国科学翻译理论体系似已初见端倪”(李亚舒&黎难秋,2000:目录)本章所涉及的年代,从16731896223年,是科学翻译史中极重要的一个时期。据史料记载,早在清初康熙十二年(1673),四译馆官员增补《四译馆则》时,于其“选贮收考”一节中已多处运用“译学”一词。如:“暹罗百译馆官生俱绝,诚恐译学失传,移文收考,以备任用……”同时,还多处出现了“译学人才”一词。(同上:294)虽纵观《馆则》全文,关于此二词的概念并无阐释,说明当时的认识尚处于朦胧阶段,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明朝的会同馆主要接待来自安南蒙古朝鲜缅甸四个藩属国的使节,因此又称为四夷馆,它是我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清朝时因满族统治者向被视为“夷”,故将其改为“译”,隶属礼部,亦曾隶属翰林院。由《四译馆则》可知,它在执行外交任务的同时仍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

 

3 清中后期的发展

 

1988年第2《中国翻译》杂志在译事知识栏目刊登了王若昭介绍一篇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文章,作者是清代的魏象乾,籍贯与生卒年均不详。这篇1600字的文章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海内外孤本,题目是“繙清说”,作于乾隆四年(1739),比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出版《论翻译的原则》的1790年早51年。雍正朝出的《清实录》,他是名列第六位的满文翻译,乾隆四年朝廷初立翻译进士科,据《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记载,魏象乾就是在这一年以汉人入八旗(镶红旗汉军)而一举考中进士的,名列第二十位。《繙清说》是乾隆五年(1740)内府刻本,共五页,外间罕有流传,陈福康研究后认为“是‘内翻书房’内部交流的论文,或是培训新的翻译人员所用的讲义。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专著。”(陈福康,1992:75)他的这篇文章,以其汉译满切身体会为基础,阐释了他对翻译原则、标准的理论,以及对初学翻译者如何登堂入室等问题的认识,颇有见地,开篇伊始针对翻译之复杂和翻译的标准言道:

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审焉。

   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见王若昭,1988

这篇原由著名文学家刘半农发现并收藏的著作,既是古代译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清代一百多年来大量翻译实践的总结,难能可贵。

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奏请整顿各省书院预贮人才一折中提出,书院课程宜分六类:曰经学、史学、舆地学、掌故、算学与译学。这大概是清末最早将“译学”作为一门学科,且与其他五类学科并列。在秦绶章这里,“译学”是一门大的学科,并将它与传统“中学”中的经、史、舆地、掌故诸学相提并论。“译学”不仅是学习语言文字,培养传言通事的学科,同时还应培养能翻译西学书籍的人才。可以推断,当时的“译学”已经事实上成为培养翻译人才的一门学科了,而且是一级大学科,包容庞杂。

礼部奏请各省书院设一山长(院长),下设六个斋长(系主任),一斋长负责一学。对于“译学”学生的前程,也作了明确安排,即:“算学、译学,由学政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予以正途进身之阶。”(李亚舒&黎难秋,2000297

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横遭解散厄运,在京师大学堂建立后,奉命并入其中,一度易名为翻译科,旋定名为译学馆,设五年的课程,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奏定译学馆章程》推敲,它实际上就是一所培养译学人才的学校。章程较明确地描绘了“译学”的轮廓,应该说译学在培养翻译人才的实践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4 意义何在

 

以上介绍了“译学”一语起源与发展的简单情况,那么,这种介绍的意义何在呢?我想主要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1)关涉对于学科诞生的认识  作为教学学科,翻译在我国明代已经存在,那时的四夷馆就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学校的基础是学科,没有学科的学校是不可想象的。不过,那时没有正式的称谓,而到了康熙朝就不同了,学科的称谓“译学”出现了,事实有名称与之相副,说明当时这个学科已经诞生。在清代的中后期,译学继续发展,尽管受到过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未能抓住历史机遇,达致辉煌成就,但毕竟已有的事实煌煌在目,不容否认。后来因社会更迭这条线断了许多年,我们现在应将其连接起来,继承这份可贵的遗产。

2)关涉对于概念产生的评价  译学馆五年的课程设置,据其1903年章程,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修饬品行的,即‘人伦道德课’(第1-5年);第二类是中文课程,即中国文学,兼作文课(第1-5年);第三类是外国文课程(第1-5年),包括缀字、读法、译解(第1年),会话、文法、作文(第2-3年),外国文学大要(第4-5年);第四类是所谓“普通学”,实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科,如历史、地理、算术、代数、植物、动物、物理、化学、机械制图、法学、财会、外交、几何、三角、教育学等等。”(李亚舒&黎难秋,2000298)由这一比较详细的概括,可以知道“译学”称谓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学科事实为基础的。当然,它有一个从草创、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译学”两字是以正式称谓出现的,而不像当代是以“翻译学”的缩略语面对世人。所以,就中西方的史实而言,中国的“翻译教学”——“译学”—— “翻译教学”+“翻译研究”——“翻译学”的发展路数与西方“翻译研究”(research on translation)——“翻译研究”+“翻译教学”(translation teaching)——“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 or translatology)的运行轨迹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各自“译学”概念产生的背景、路径、内涵也会有所不同,需分别进行研究,有分有合,而不能简单把中国译学看做西洋译学影响下的产物。根据历史事实,我们必须洞见中国“译学”学科及其概念的发生学意义。

3)关涉我国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或许会有人说,彼译学非此译学,不可同日而语;清代的译学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产生著名的翻译理论家,等等。笔者以为,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依据,但并没有充分的道理,可以让我们置重要的史实于不顾,以至自觉不自觉地怀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心态妄自菲薄。

如果把译学萌芽于336年前的康熙朝并在清代中后期确立的事实在国际译学会议上宣告,让人们知道它远早于translatologytranslation studies在西方出现的时间(分别为19711972),与会者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设使译学萌芽于336年前的事实发生在英、法、德、美等国,他们会怎样对待呢?会不会置若罔闻,不吭一声呢?发生在中国,他们可能一方面感到不很舒服而愕然,另一方面会找出种种理由来尽量贬低其重要性。而若发生在彼方某国,恐怕早就念念不忘,宣扬得尽人皆知了,而且我们也会有不少人跟着哄哄,似乎这样光彩的事只能发生在那里。

 

5 结语

 

笔者曾在往哲今贤研究的基础上将翻译学的性质概括如下:“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具有开放性、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之间,以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规律为主要宗旨。”(见王维波、耿智,200813)当今的翻译学强调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深刻性,突出理论侧面虽然不错,但同时必须肯定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的极端重要性,因为这二者是硬件,也是理论研究产生价值,得以存在的基础。所以笔者在上面的定义中将实践规律与翻译理论并列,一般而言,两者同等重要,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们会交替占据主导地位。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理论自然是后生的,因而我们不能因为清代没有十分系统的理论就认为译学学科不存在。当代意义上的系统理论没有,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也没有,至少我们有魏象乾的“繙清说”,而且可以推断,此类的理论当时还会有其他人发表过,只是流传至今的甚少并难于发现罢了。中国译学萌芽于336年前的康熙朝并在清代中后期得到确立,这应当成为译界的常识。

 

主要参考书目: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李亚舒&黎难秋. 中国科技翻译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Z].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谭载喜. 翻译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王若昭.《繙清说》简介[J]. 中国翻译, 1988(2).

王维波,耿智. 译学辞典与翻译研究——第四届全国翻译学辞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康熙皇帝”.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43.htm---2009-5-17

 

 

作者简介:孙迎春(1949-),男,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山大外国语学院翻译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翻译学

联系方式:0631-5688104(办);0631-5688646(宅);13863030317   Email: sychun@sdu.edu.cn

 

                   (载《中国科技翻译》2009年第4期)

2014年0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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